不得不举重若轻
座谈会后，下午在任伟局长的主持下，我们几个人进行了分工。文本中最重要、难度最大的 “列入理由”部分由清华大学教授刘畅先生撰写，圣山文化背景部分由吕宏军主任撰写，遗产保护情况和影响因素、遗产的保护与管理、监测部分由宫嵩涛局撰写，我则撰写遗产描述和历史沿革部分。王文华同志负责协调，并和于晓兴和冯百逸老师一起参与审稿。
随后的讨论中，我们又对嵩山历史建筑中建筑的分类进行了详尽分析，最后确定将原来的庙阙建筑、古塔建筑、寺庙建筑、书院建筑、天文建筑和礼制建筑归纳为四大类：礼制建筑、宗教建筑、教育建筑、科技建筑，并将汉三阙和中岳庙都列为礼制建筑，将古塔建筑并入宗教建筑。同时，还将太室阙和中岳庙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将少林寺常住院、塔林、初祖庵作为一个有机整体。通过这样的合并调整，遂正式有了现在通称的嵩山历史建筑群八处十一项申报项目。
任局长和王文华同志还给我们找来了五台山和福建土楼的申遗文本。看着这些厚厚的文本，我们倍感压力巨大。嵩山是古老的山。文化的山，厚重的山，嵩山在古人的描述中，有“众山之英”、“五岳之宗”、“神州首岳”、“五岳之尊”的诸多称谓，这些说法绝非空穴来风，是嵩山因位居天地之中而拥有的深厚的文化积淀折服了文人骚客。扪心自问，我们的水平能担当起这项历史重任吗？但既来之，则安之，迎难而上，知难而进，举重若轻，甩掉包袱，力争圆满完成任务，为家乡争光，为郑州打造一张世界级的金色名片，成了我们三个喝嵩山水长大的人的强烈愿望。因此，凭着我们占有熟悉嵩山的优势，凭着报效家乡的一腔热情，我们相互讨论，相互砥砺，开始了夜以继日的奋战。
对部分历史建筑的价值，在表述确实难以把握，但翻阅座谈会记录时，发现张家泰老师建议把梁思成、刘敦桢先生的评价写进去。上百度查阅后得知，1936年5月14日至6月29日，著名建筑学家刘敦桢到登封进行过考察，并撰有《河南古建筑调查笔记》。但网上查不到原文，我就请教在北川参加全国大禹文化研讨会时结识的中国先秦史学会网站负责人刘顺超先生。他说他手头有《刘敦桢文集》，里面有这篇文章，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我就请他将其拍照后从邮箱里给我发过来。当打印出来刘老师传过来的《河南古建筑调查笔记》时，我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立即打电话给刘老师表示感谢，刘老师却说：“举手之劳，无足挂齿，唯愿嵩山申遗早日成功！”有了这份资料，我的自信心陡增，心里也轻松了许多。
我们分居了
生活习惯是养成的，生物钟是靠调整的，但要将生物钟调节成生活习惯是要假以时日的。因常年从教和担任班主任的缘故，我养成了早起的习惯。虽然离开教育战线六年了，但早起的习惯却没有改变。有创作任务或冲动时，早上敲击键盘的声音对我来说就成了优美的旋律。另外，我对香烟有种排斥感，被动吸烟对我而说是件痛苦的事，因此在别人看来，我就少了几许男子汉气概。
我和吕主任被分配在一个房间，宫局长和另外一位专家一个房间。我和吕宏军主任虽有共同的专业喜好，但生活习惯在这两方面却大相径庭。他有晚睡的习惯，每天晚上总是看书或写作到深夜，直至凌晨两点才就寝。他写作需要提神，思考时总爱抽烟。另外，他写作还是传统的手写，认为那样思维清晰连贯，而我则丢下钢笔多年了，打字速度虽不快，但如果没有电脑，则无所事事。因此，我特别请王文华院长给我调了一台工作电脑。
刚开始的两天，出于礼貌，我还坚持着顺应吕主任的习惯，可不久我的潜意识里就有了排斥心理。吕主任晚上思考时，开着的灯光害得我不能入眠，再加上开着空调，香烟缭绕，我确实难以适应。凌晨两点他刚入睡，四点左右，我就要起来奋战，又不免影响了他休息。刚好，给郑泰森老师分配的房间晚上空着，吕主任就大度地搬了过去。自此，我们有了各自的空间，各自的生物钟也得以正常运转，工作得以顺利进行。
从三皇寨跳下去
齐局长要求7月底拿出来第一稿，这五个紧张的工作日，我们就足不出户，坐在屋子里翻阅各种资料，充分调动脑海里有关八处十一项历史建筑的记忆，并把这些原料挤压成毛坯。按时拿出底稿后，任局长通过电子邮箱发给了郭旃先生，其间我们就在忐忑不安地等待。
7月31日下午，焦虑不安的我们接到通知到郑州市文化局六楼会议室开会。会上，齐局长开宗明义，单刀直入：“申遗文本编制不仅是郑州市文化局的工作，也是郑州市委、市政府的工作，同时也是省里的一件大事。文本现在是第一等大事，我们就是要在不可能的条件下完成可能的工作。一切工作都要为此让路，都要听我指挥，否则，你就到王文超书记那里报到，我会附加理由说明。”他还特意强调：“嵩山申遗是郑州的，更是中国的。申遗是个政治符号，我们的背后站着十三亿中国人。我们国家以前没有失败的先例，我们嵩山申遗同样也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否则我们无法向全市人民交待！”他要求我们拿出中国最好的申遗文本，要在最好的“标杆”下工作，要永远对自己不满意，更不能因为时间紧而降低“标杆”，郭老、刘畅可能因文人的宽容心态对我们客气，但我们绝不能对自己客气。为了少走弯路，万无一失，他说英文文本的翻译要委托中国对外翻译总公司去做，文本图片要求是艺术品，要讲究构图和色彩，文本印制要用高品质的纸张，一定要做出有别于福建土楼的最漂亮的东西。文本编写要精益求精，对嵩山的描述以前有演绎成分，但现在一定要准确、严谨。中国最漂亮的人潘安、洛神在郑州，我们也必须全力以赴，不舍昼夜，做出最漂亮的活儿。完成任务就是英雄，否则愧对江东父老。
齐局长说话面无笑容，声音不高，但字字都铿锵有力。“最好的文本，最好的设计，最好的印刷”，一直在我耳畔萦绕，但使我们记忆犹新的是，他在讲到十五分钟的宣传专题片时，对因参与撰写《大河之南》解说词而刚调到郑州市文化局工作的杨超说：“以前局里张胜利发现一个错别字罚50元，而现在开始发现一个罚200元。解说词创作一定要表述精确，语言优美，有质感，有诗意，这次写不好，就从嵩山三皇寨跳下去，向全市人民谢罪！”他轻轻说出的“从三皇寨跳下去”，落在每人心里无疑都是一颗重镑炸弹，警示我们一定要一丝不苟，严肃认真，以最高的标准要求自己，圆满完成所分配的任务。
高老师来了
原郑大中文系主任高文升老师是我在郑大上学时的导师，也是我们登封老乡。上大学时高老师对我关爱有加，2004年，出版诗集《钟情嵩山》时，请他作序，当时他重病在身，正在休养，想请王怀让老师给我作序。考虑到自己是一名业余作者，无名小卒，再加上王老师名气太大，不想也不敢“傍名人”，就坚持让高老师为我作序。于是，高老师就抱病为我作序，这一次来郑州，说什么也要去看看高老师。
一到郑州，我就给高老师打了个电话。可是文本编写重任在身，时间又紧，加上几天连阴雨，没能及时去看望高老师。谁知，刚雨过天晴，高老师却来到了嵩山饭店，这让我无地自容，一时感到手足无措。特别是他出门需要人照顾，他还特地将在升达大学工作的儿子叫回来陪同，并带了两个西瓜，令我感动不已。吕主任、宫局长也都来拜见了高老师，高老师得知我们的任务后，非常高兴，勉励我们努力工作，为家乡争光。为了不打扰我们工作，高老师坐了不到半小时就走了。高老师的关爱给我们增添了无限动力，不能辜负高老师的期望。望着高老师瘦削的背影，我默默祈祷，祝高老师早日康复。
郭老的十一条意见
高老师回家了，郭老的十一条意见传回来了。郭老对文本初稿进行了逐字逐句的审阅，每一页都详细写下了修改意见。最后将又汇总为十一条并另页附录。
我们随即开始学习讨论郭老8月1日审阅后的十一条意见。郭老当时提出“按文化景观申报”，“嵩山主要标志性山脉要列为申报对象，划定保护范围和缓冲区，加入关于圣山的章节（自然状况、崇奉史、景观、地质公园）”，后来经任伟局长和郭老沟通，取得了郭老的谅解，不再做大的变动。而他对插图、章节序号等技术性指导，都一一作了修正。郭老最重要的意见，一是要突出包括世界范围内的比较分析结论，二是描述要注意符合西方人习惯，对各个建筑的客观属性与数据，如位置、四至、面积、内容、体量、色彩、特点、样式、功能、现用处、尺度等都要一一点明。再者，各景点的位置要与可参照的永久性地标对照出位置关系，如距哪条路、哪条河或哪个测量点多远，在一组建筑中，还应注明相对位置距离，如山门位置已定，那么各座建筑距山门多远要交待清楚，以让人有清晰、客观的概念。同时，还建议“建筑清单均加保存状况栏目”。
从2002年开始，郭旃先生即具体指导嵩山申遗，可谓嵩山申遗的总设计师和总技术指导。郭旃先生对嵩山申遗的贡献和赵逊先生对嵩山世界地质公园的贡献一样，功勋卓著，彪柄史册。1936年，蒋介石游历嵩山时曾题写了“河山再造”四个大字，他们对嵩山的贡献实际上也是从文化上再造嵩山，是要为靓丽娇艳的嵩山戴上一顶金色皇冠。从一定程度上讲，大禹、汉武帝、武则天对嵩山的影响最大，为嵩山文化的积淀立下了不朽功勋，而他们二人虽不敢与日月同辉，但影响却足可直追那三位帝王。嵩山就是一座无言的丰碑，历史会做出公正的评价。
千锤万凿出深山
根据郭旃先生的指导意见，我们几个人对文本又进行了反复的讨论和修改。刘畅老师一周飞过来两天，对文本进行修改完善。他来了，我们就集中讨论，达成共识的意见，他当即在笔记本电脑上做出修改。形成文本了，就立即传给郭旃先生，请他定夺。刘畅老师回京了，任局长、王文华、于晓兴、冯百逸和我们三人就共同探讨。一般是一人来读，众人边听边审，一发现问题即相互磋商、研讨，达成共识了，回去就予以认真修改。白天撰稿，晚上讨论，讨论多少次，已记不得了，但讨论的场面还历历在目。尤其是晚上，坐得分散，就将各屋的落地灯拿过来，每个人都享受了充足的灯光。
文本就好比一座雕像，字斟句酌时，就好比用锤凿在精雕细刻。感觉较完美了，就请大师前来鉴评，指出毛病了，再挥动锤凿加工。“千锤万凿出深山，要留完美在人间”，其实何尝是千锤万凿啊。为了精益求精，我们讨论时有时简直是吹毛求疵，目的只有一个：力争完美无瑕，早日定稿。初稿甫定，就给中国对外翻译总公司传过去，让他们翻译。也真难为翻译人员了，一个月无休止的讨论，中文文本进行了无数次的斟酌，每次讨论后再给他们也传过去，他们就要相应的再做翻译、修改。每次讨论修改的底稿，后来都上交了郑州市申遗办。有多少，难以说清，收集、整理申遗档案时，郑州市申遗办负责档案工作的张建华主任说有十五稿，实际上那只是通盘讨论的定稿，而非每次讨论的结果。
8月15日是日本投降的日子，但绝非我们文本编制胜利的时刻。任局长再次进京将定稿送达郭旃先生审阅，在家的我们犹如高考过后在等待发布成绩，那真个是心神不宁，望眼欲穿。一次，宫局长我们两个私下议论时，宫局长说任局长临走时神色凝重。是啊，如果这次文本不能顺利通过，重新组织人员编写，时间可是万万来不及了。宫局长特意提到了 “政治责任”四个字，并说如果文本通不过，再重新组织人员编写，时间来不及了。“政治责任”这四个字仿佛悬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剑，将我们的心提到了喉咙眼。绞尽脑汁，费尽心机，发挥了最高水平，使尽了吃奶力气，结果怎样呢？“大限将至”，我们皆不敢言笑。这几天时间，要我们在“家”待命。此前宫局长多次向吕主任提议，让他和他五台山管理局的局长同学联系，趁空前去考察学习，一句“待命”，搅黄了我们的计划。不过，即是可能，我们能心情轻松地上路吗？能心情愉悦地参观吗？
这期间，宫局长偶尔身体不适，吕主任也曾因天热拉肚，而我一磅，体重居然增加了。一个累病了，一个使冒了，一个体胖了，成了我们偷闲时开涮的口头禅。
这几个人选对了
任局长终于回来了，虽然表情一如既往，但明显少了几分忧郁。善于察言观色的宫局长附在我耳边悄悄说：“有门了。”果不其然，集中讨论时，任局长和颜悦色地说：“大的架构不变，郭老又提出了一些技术性问题，我们再认真修改一次。”这次，气氛宽松多了，讨论时也有了笑声。在审阅申遗文本的照片时，我们几个人指出了不少常识性失误，纠正了诸如塔林中一些塔张冠李戴的问题，于晓兴老师开玩笑说：“这几个人还真选对了，个个都是屁股上绑扫帚——尾大呀！”
据说福建土楼编写文本时，耗时几年，请的都是教授和博士，郭旃先生也进行了具体的指导。事后，听说郭旃先生问任局长，登封参加文本编写的几个年轻人，都是什么学历？言外之意，我们这一个月的工作得到了先生的首肯。最后又进行了一次集中讨论，申遗文本得以基本定稿。我们几个人才得以返回登封。
这个月的郑州小住，感觉丝毫不亚于上郑大时的四年，毕生难忘。虽仅研读了嵩山历史建筑群一门功课，但胜过在登封的十年积累，感谢郑州市申遗办，为我们提供了这次学习机会。每每忆及这段日子，平易近人的刘教授，严肃的任局长，幽默的于老师，认真的冯老师，博学的王院长，我们几个人仿佛又坐在了嵩山饭店二号楼那个房间。
每个地方都要以文化较高下，位居天地之中的嵩山历史建筑群作为嵩山地区文明的标识，作为嵩山圣山崇拜的旷世杰作，无疑是一座人类文化遗产的宝库。嵩山历史建筑群具有深远、广泛的影响，综合体现出东方文明悠久的历史和突出成就，具有全球突出普遍价值，申遗文本基本勾勒出了她清晰、鲜明、完整的文化脉络，我们能够参与其中，见证了这一过程，丰富了人生经历，汲取了文化营养，幸甚至哉！
忙碌也是一种幸福
忙并快乐着，参与申遗档案建设工作，我深刻地体会到了这一点。
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申遗工作包括文本编制、文物本体维修保护、环境整治以及档案建设等几方面。2007年底，我就被抽调到申遗指挥部，先是在秘书组工作，2008年3月各工作组重新调整时，被分到了宣传组，担任副组长，没几天就又调整到了档案组，仍任副组长。档案组组长由文物局靳银东局长兼任，文物本体维修，汉三阙及会善寺、嵩岳寺的环境整治，各历史建筑群的安防、技防工作都要由他拍板定案，他是申遗时工作最为繁重而为数不多的几个人之一。难忘的是，有几次，他是边输液边和我谈话的。
档案组的工作是在市委常委、市委办主任王效光，市人大副主任阎新生，文物局靳银东局长的领导下，在郑州市文物局张建华、申丽霞以及郑州市档案局余晓蕾的指导和参与下有序展开的。我们制订了详细的档案资料搜集、分类、整理方案。档案组前后共抽调了14个人，大多为女同志，但大家团结一致，只有一个信念，即全方位、多渠道搜集档案资料，坚决完成指挥部下达的档案建设任务。
大家在阎新生主任的带领下，连轴转似的深入到嵩管委、文物局、建设局、环保局、水利局、气象局、国土局、文化局、文联、嵩阳办、少林寺、中岳庙、文化馆、图书馆等各个局委和单位去查阅和调取相关档案。有些局委的档案管理员也不知道那些档案对我们有用，在张建华、余晓蕾的指导下，我们就仔细翻看档案目录，只要发现与各历史建筑有关的，就列出清单，要他们“按图索骥”，找到后送交档案组。外出归来后，大家就一起加班加点地复印、编目、归类、装袋、建档。与此同时，文献资料的征集工作也在不间断地进行。而为了搜集实物档案，我们冒着酷暑到拆迁后的中岳庙村去捡取石构件，到嵩岳寺遗址去捡拾各个时期的古砖。忙碌中，大家都忘记了疲劳，忘记了家务，忘记了因工作不顺利而引发的烦恼。
忙碌是一种充实，忙碌也会得到意想不到的收获。有一次到观星台，嵩山文化宣传队温书乾老师告诉我，有一位北京来的教授告知他测景台背后的对联刻错了。我听后感到非常惊奇，“道通天地有形外，石蕴阴阳无影中”，已在脑海中扎了根。他说有一本中国天文史上记载的是“道通天地有形外，德蕴阴阳无影中”。虽一字之差，但意义重大。因为忙碌，忘记了他说的那本书的书名和出版社。回到家，就赶紧翻阅董作宾先生的《周公测景台调查报告》和杨祥麟先生的《中岳文物》， 果不其然，后来又从新买的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天文考古通论》中也找到了新的证据。那种喜悦的心情真是无法形容。
还有一次，到文物局向靳局长汇报工作后，遇到耿建北老师，他要我看一幅拓片，辩认一下上面的文字。这是2006年夏在嵩阳书院西、北庄村东的耕地内发现的，当看到“太平乐大道，兴时天中长，大道乐太平，超万古圣主，得口口口口，四达通六路，二皇俱上仙”、“口洞道士口宏口洞口口玄口口，五虎镇奉天宫永保万年，口口口口口洞道士尹文操设五龙，大唐永淳岁次癸未正月乙丑”这些文字时，虽然不甚明白其真实含义，但从“二皇俱上仙”、“奉天宫永保万年”等字眼时，大体知道这一定唐高宗为封禅嵩山建造奉天宫有关。当时，我心情非常激动，后来请教了耿丙伦老师和张家泰老师，他们认为这应是唐永淳二年(683年)建奉天宫时放设的 “镇地符”。这镇地符的发现对研究奉天宫提供了十分珍贵的实物资料，纠正了部分人把奉天宫和承天宫混为一谈的做法，实在是可喜可贺。
忙碌有了效果，大家都感到很开心。但档案资料的搜集工作并非一帆风顺，有时我们也会无功而返。一天下午上班途中，我骑着自行车走到崇高路时，接到了一个电话，大金店梅村有位农民说他家有个石椅子，几百年了，看我们要不要。当时我以为是东晋王嘉的《拾遗志》，就驱车前往。到了才知道是他家门前的一块类似椅子的石头，虽然大失所望，还是感谢他提供线索。有一次，听王剑松说家住东金店少阳寨的原县委宣传部长家有各种版本的县志以及很多我们肯定需要的资料。第二天，我就和张留洋、宋慧娟等人即到了少阳寨。老部长已去世几年了，找到他的儿子，让我们查阅了他遗留下来的一柜子书。当看到《登封县志》、《嵩山导游资料》等，我们就提出能否捐给申遗指挥部，人家当即拿出一本红皮笔记本，翻到了他父亲的遗训，上面明明写着如果后人不认真读书或将书籍丢失不如猪狗之类的条条。我们无言以对，只好让宋慧娟将其重要的几份资料拍了照。
到了7月中旬，量子伟业档案管理公司进驻嵩阳书院临时档案室，开始整理档案并进行数字化工作。张建华主任还请郑州市图书馆的同志来给购买和捐献的图书分类整理，我们又义无反顾地参与其中，并做好相应的服务工作。这时，购置的档案柜、图书柜、除湿机、消毒柜、空调、投影仪、触摸屏等设备也陆续进入了档案室。看到几个月来的忙碌即将开花结果，心里感到非常欣慰。
就在这紧张的日子里，我还编写了《嵩山历史建筑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知识手册》，编辑了《嵩山文化》嵩山历史建筑群研究专辑，主编了《古韵——中国嵩山历史建筑群》，举办了登封市申遗征文活动等。
档案建设基本告一段落后，余晓蕾主任提出，我们的申遗档案室一定要申报省级档案室。为了做好申报工作，我们一边加强档案室的硬件工作，做好“十防”工作，一方面又紧锣密鼓地准备申报资料。张留洋、刘晓娟等同志制订了档案室管理、查阅使用等制度，起草了全宗介绍、申报文件等，我又加班加点地撰写了《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大事记》，从黄帝游嵩山写起，直到2008年申遗，虽然只有20页A4字，但它浓缩了天地之中建筑群的历史。当接到省、市档案专家考核验收，并颁发“河南省一级档案室”的牌匾时，当得知申遗档案室是郑州市仅有的两家省一级档案室时，也是喜不自禁哟。
9月13日，世界古迹遗址理事会派澳大利亚的文化遗产保护专家拉姆齐女士来登封考察。为了迎接考察，我和张建华、量子伟业的陈飞等人又制作了档案方面演示的迎检幻灯片。当看到她在档案查询演示时，在档案室看到规范有序的档案和图书时，频频点头微笑，并不时露出惊叹的眼光时，我才暗地里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申遗的历程是漫长的，2002年我即参与其中，2007年，我又参与了申遗文本的编制，那时仅觉得担子沉重，时间紧迫。2008年的申遗档案建设，不仅任务繁重，责任重大，而且头绪繁多，难度高强。要不是我们一班人凭着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发扬拼命三郎的精神，很难想象会建成这样一个高水平的档案室。
回首往事，虽然忙碌，但很充实，虽然忙碌中品尝了苦和累，但同时也收获了不少喜悦。如今当想起档案室那一排排整齐划一的档案柜，那一盒盒摆放有序的档案盒，那一卷卷装钉精细的档案，那一册册散发着墨香的图书，那些日子的劳累和焦急也就烟消云散了，那些日子中午睡椅子也成了一种难得的享受，那些日子因高度紧张生物钟失调而瘦掉十五斤的体重又回升了许多。尤其是想起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已被成功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时，涌上心头更多的是那种无以形容的甘甜和幸福。
有一种档案是拓片
人的一生经历了非常多的事情，有些如过眼烟云，有些过段时间还能回忆起来，而有些则会深深地烙印进脑海，终生难忘。参加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就是一件令人一生回味的事情，而拓制碑刻拓片则是我申遗中耗时最长也最为费神的工作。而每当回忆起档案组工作人员早出晚归和晒得黝黑的脸庞，一时，“百感交集、五味杂陈”，这些词语就从脑海中蹦了出来。
一、找拓工
当时，我直接负责申遗档案建设工作，郑州市文物局张建华、郑州市档案局余晓蕾主任制订了详细的档案搜集、整理工作方案，强调收集文字、工程图纸和历史图片等档案。基于邮票是国家名片，碑刻是各历史建筑群历史变迁最好见证的想法，我又提出增加收集邮品和拓制碑刻拓片的想法，虽然有人说是自找麻烦，得到了靳局长的支持。文物局遂即以文件报请河南省文物局，省局批示一碑可以拓制5份。于是，一场历时近两个月的打拓片工作便拉开了序幕。
而找技艺高超的拓工便成了首要工作，在宫嵩涛副局长的协助下，曾在河南省博物院打制拓片的李仁清老师被请到了登封，在他的介绍下，西安碑林的小王也随之而来。我又请洛阳第二文物工作队蔡运章老师推荐人选，他又推荐了洛阳的老江，而曾在千唐志斋打过拓片的老陈也自己找上门来，要求承担这项工作。按照申遗指挥部要求，拓片拓制作为一个工程是应该招标的。但它是一项特殊工程，不能和其它建设工程等而同之。指挥部领导就决定以议标形式招标，而因为时间紧、任务重、要求高，任何一家都承担不了这繁重的任务，因此最后决定让这几家都参加拓制，根据各自技术特点和自身条件，我给他们进行了分工。中原第一拓、唯一能拓高浮雕的李仁清老师拓汉三阙，与少林寺关系较熟的老陈负责少林寺、塔林、初祖庵，老江人员较少，负责中岳庙，小王负责嵩阳书院、观星台、嵩岳寺、会善寺等。指挥部档案组派人服务，文物局、少林寺、中岳庙派人监督。“如果多拓一份，就立好停工。”某单位负责人的这句话现在还记忆犹新，同时也使我意识到此项工作的复杂性和严肃性，因此就告诫工作人员一定要敬慎，千万不能出一点差错，以影响进度，而自此也开始品尝到了其中的苦辣酸甜。
二、碑刻上的天地之中
碑刻是民族文化的瑰宝，在保存和传播中华传统文化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对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来说，大量的碑刻保存了许多珍贵的历代重修资料，这些重要的历史文化信息为人们研究天地之中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就“天地之中”来说，很多人认为这是一个新名词，殊不知在登封琳琅满目的古代碑刻上早都出现了。唐代崔融《贺封禅表》：“嵩维中岳，洛阳下都。三台崛起，五衢相映。风雨交会，实惟天地之中。”宋代卢多逊《中天王庙碑》：“天地之中兮，嵩高磷磷。寰海一统兮，景福无垠。”金代黄久约《重修中岳庙碑》：“据天地之央，得五行之正位……号众山之英者，惟嵩高为然。”明代《五岳真形图》碑：“嵩岳居天地之中，镇周藩而护燕都，为四岳所环拱，诗曰“嵩高维岳，生甫及申”是也。”朱衡《天中阁记》：“圭表所测，道理所均，嵩位在天中，而天中亦在焉。敬泥其说，则天地之中，多不相直。” 董其昌《嵩山少林寺禅师道公碑铭》：“铭曰：嵩高少室，天地之中。大乘气象，郁郁葱葱。”而嵩山、阳城为 “天中”、“地中”、“中天”、“土中”的说法，则更是比比皆是。每天把当天所拓的拓片装袋前，当看到这些关于“中”的字眼时，先人们“天地之中”这种传统的宇宙观就在脑海中复活了，对郭旃先生提出的 “天地之中”理念统领下的历史建筑群申遗，也就感到由衷的敬佩。对碑刻是石刻的真实历史，也有了新的认识。
三、学到了拓片的相关知识
本人以前接触过拓片，知道打拓片的流程。申遗打拓片，对很多人而言是新鲜事物，曾回答过不少人这样的疑问：“打拓片是先把墨汁抹在石碑上，然后再铺上宣纸？”拓片拓制工作结束时，到地税所为拓工们办理代开发票时，税务工作人员也有不少是第一次听说拓片的。
服务拓片拓制工作，也获得了不少知识。李仁清老师曾详细地给我讲解乌金拓、蝉翼拓、朱拓、高浮雕正投影传拓、全拓的知识。正是唯有他掌握高浮雕传拓技术，所以才让他拓汉三阙。他所讲的“全拓”，是指要将碑石的碑阳、碑阴、碑侧、碑额、碑座一应拓全，而一般人对拓片的理解仅只是拓碑刻正文或文字部分，而忽略了除正文以外的部位，尤其是图像纹饰，这种“拓不全”的现象，就使人们不能对碑的形制、高度、厚度、损毁程度有一个全面的了解。了解到这些后，我们就要求这次拓制拓片一定要拓全，以留下一通碑完整的记录。当看到中岳庙四状元碑侧面精美的纹饰时，当看到中岳嵩阳寺造像碑绝妙罕见的碑额及“嵩阳寺伦统碑”篆额时，当看到大唐碑碑阴众多的题诗题记后，我们才知道全拓的重要性。
中岳嵩高灵庙碑有中国道教立碑之始之誉，书法艺术价值极高，在中国书法史上有一定的地位。其上部有一个圆洞，我对此不甚了了，和很多人一样想当然地认为是人为的破坏，但这次申遗打拓片使我懂得了孤陋寡闻的可笑。请教李仁清老师后，知道这叫“碑穿”，是早期碑刻的一种识别标志。汉代石碑的一个明显特征就是碑额下往往多凿有一个圆孔，称为“穿”。一般多在碑额的额题之下，碑身的碑文之上，起到分界碑额与碑身的作用。出现原因有两种不同推测，第一种认为这是汉碑沿袭早期竖石葬俗，“碑穿”就是模仿下棺辘轳架上的圆孔。第二种认为汉人深受“天人相应、天人一体”思想的影响，碑之圆首就象征着天，而“碑穿”则意味着天上的日月。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嵩高灵庙碑显然是受了汉碑的影响，而后世的碑刻则大多分为螭首、碑身、龟趺三部分，而没有了碑穿。
日有所得，是一大乐事。而如果能秉承“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的传统，不断丰富、提高自己的知识储备，那才真叫人天天乐不开支呢。
四、风波不断
好事多磨，拓制拓片本以为是顺顺当当的事，但总有一些不测风云困扰着我们。老江想一大早趁天凉快到中岳庙打拓片，但中岳庙东侧门守门人不买帐，不给他开门，我就和宗教局和中岳庙的负责人联系协调。李仁清老师拓好启母阙后，拍照留个资料，被文物局返聘的极其负责的老同志夺去了像机。司机老李一次从中岳庙返回，为避开一条横穿马路狗，车子几乎侧翻，车尾的牌照不见了踪影。
更令人奇怪的是，我这个档案组副组长只要一离开登封，拓制拓片的工作就要出一些不大不小的问题。有一次，我到伊川参加一个会议，还没稳住神，李新召就打来问题，中岳庙的老江有了情绪，想停工回洛阳。我从伊川返回，经仔细了解，原来是他和档案组工作人员之间的沟通出了问题，又都不想把话说明，因此心里不愉快。于是，我就耐心地作他们的思想工作，并从生活上更加予以照顾。天热，就给他找来遮阳伞，为加快进度让拓片早点干，就给他买来电吹风，有病，就陪他去输液、买药。想看看李仁清老师和老陈怎样打拓片，就派车送他到少室阙和少林寺。老江心里的疙瘩解开了，一直干到了结束。
有一次，我带人到洛阳去买书，正在老城古玩市场仔细挑选相关书籍，李新召打来电话说，老陈的爱人打拓片时从梯子上摔了下来。我立即让她将其送往中医院诊治，经检查诊断没有大碍后，就派车将其送回府店老家。回来后即前往探视，并叮嘱老陈以及各班人马一定要注意安全。后来，打大唐碑和四状元碑等高大的碑刻时，就嘱托工人一定要搭好架木，一有空闲，我还守候在一边服务，以免发生安全问题。
在阎新生主任带领下，我和宋慧娟、魏庆风一同到北京购买图书。而刚到北京，李新召又打电话说，李仁清老师他们那班人在田园酒店就餐后食物中毒了，住进了医院。这还得了，我和阎主任当即讯问病况和中毒详情。阎主任还亲自与防疫站联系，让他们做好调查，协助处理。我也不时给李老师打电话了解病情，并表示歉意。从北京回来后，李老师他们已出院，我和阎主任立即到启母阙前往慰问，并反复告诫他们一定要选择洁净的饭店就餐。
五、给他们送西瓜
打拓片时，正值五黄六月，即阳历七八月份。天气炎热，打拓片又是出力活，既不能累坏，更不能热着，预防中暑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我就让李新召出去购买仁丹、薄荷片、清凉油等药品，分发给工作人员和拓工，要他们注意防暑。因工期紧，生怕下雨，一下雨就无法从事室外工作，但老天根本就没有下雨的意思，那一个多月，真是酷暑难耐。我就隔三差五地买些西瓜送到工地，有时还拉上阎主任前去慰问这些拓工。
人心都是肉长的，正是因为我们热情周到的服务，拓工们保质保量地完成了任务。而档案组的同志也因早出晚归，在工地上都晒得面庞黝黑。
在给拓工们付工资时，我心里蓦然产生一种想法：这不多的钱儿，换来了如此众多真实而又散发着墨香的档案，换来了如此价值巨大而又古色古香的档案，值！
这些拓片归档后，肯定对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申遗会产生极大的助推力。想到这些，我心欣慰。
大禹之梦
大禹，在我的心目中，应是一位无与伦比的圣人，一位顶天立地的民族英雄。作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和立国始祖，他早已演变成一个文化符号，如一颗熠熠闪耀的恒星定格在中华民族的历史天空。
作为土生土长的登封人，自是对大禹情有独钟，膜拜有加。大禹生长于嵩山，治水于嵩山，受封于嵩山，建都于嵩山，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嵩山之子。大禹那广阔的胸怀，曾拥抱过我孜孜以求的梦想。大禹那崇高的精神，曾赋予我火热澎湃的激情。大禹那高尚的人格，曾使我无限神往而又喟然长叹，大禹那以民为本的情怀，曾令我无数次陷入沉思。当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成功一周年即将到来之际，我开始思考大禹与天地之中。
大禹治水时，为了搞清山川的走向，掌握洪河的规律，他进行了一次全国国土资源普查。《史记@夏本纪》记载，从冀州开始，对九州进行了拉网式调查，摸清了各州的地域范围、山川、湖泊、土壤、物产、可进贡物品，并根据土壤贫瘠程度规定了田赋等级。更为重要的是，他制订了治水方略，然后即披九山，通九泽，决九河，三过家门而不入，终于治水成功。舜十五年，帝赐玄圭，大禹祭祀嵩山太室山，告知上天。大禹又划九州，铸九鼎，定五服，行九功，重九德，颁布《夏小正》，“地平天成”，舜帝驾崩后，大禹在阳城即天子位。
大禹在治水时，“声为律，身为度……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左准绳，右规矩，载四时”，而这一切，除了测绘地形外，也要测量日影。他以自己的身高作为标杆，立竿见影，掌握时间，制订历法。正是这一系列的实践，使他认识到豫州为九州之中，地处豫州的阳城为天下之中，他深知“欲近四旁，莫如中央，故王者必居天下之中”，“此为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于是决定以阳城为都，这才有了后世“禹居阳城”、“禹避阳城”、“禹都阳城”的说法。而大禹建都阳城，无疑拉开了“中”的大幕。
大禹立国之后，他执政的理念即是“中”。《尚书@大禹谟》载：舜帝告诫大禹“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论语@尧曰》中也说：“尧曰：咨，尔舜，在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舜亦以命禹。”可见，这“中”是尧、舜、禹一脉相传的重要法宝。而大禹当然知道“四海困穷，天禄永终”的道理，因此虚心敬慎，克勤克俭，一沐三辍，五音听政，五耦而试，闻善见拜，见罪而泣，执“中”而治天下，因此在舜驾崩避居阳城时，“天下诸侯皆去商均而朝禹”，“天下之民从之”，从而在阳城即天子位。
正是这“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为圣人心传之秘，“允执厥中”四字，为后世的中文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儒家讲中庸，道家讲中道，佛家讲中和，而历代帝王更是谨记“允执其中”、“中正仁和”、“大中至正”。天下大道为“中”，而这实源于大禹，难怪一向吝啬赞扬的孔子直呼 “禹，吾无间然矣”，将其作为完美的圣人， “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大禹实则承前启后，继往开来。
嵩山脚下的阳城是大禹立国之都，“中”在这里生根发芽，大禹的后裔们也不断在这里寻找“中”，验证“中”，实践“中”。西周建立后，周武王认为嵩山是大禹的夏部族的神山，而周人是夏人的后裔，嵩山当然也是周人的祖山、神山。因而，周武王在天室山即嵩山祭天后，就准备建都嵩山下。周公为实现周武王“定天保，依天室”的遗愿，在全国立表测影，最终测得阳城为天地之中，于是在嵩山北麓营建了洛邑。周公不仅测得了“中”，更为重要的是其立“中”之举。周公在洛邑制礼作乐，清代孙诒让曾赞叹说：“粤昔周公，缵文、武之志，光辅成王，宅中作洛，爰述官政，以垂成宪，有周一代之典，炳然大备……其经世大法，咸粹于是。”周公勉励成王“徽柔懿恭，怀保小民，惠鲜鳏寡”，告诫康叔“明德慎罚”、“经德秉哲”，这一番教导开辟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盛世“成康之治”。
孔子学说的精髓是“礼”和“仁”，他主张“克己复礼，天下归仁”，而能使礼和仁相统一的途径就是中庸之道。孔子所讲的“礼”就是周公所制订的周礼，被后世称为“大成至圣先师”的孔子对周公崇拜有加，以“久矣吾不复梦周公”为遗憾。周公对孔子的启发、先导成就了孔子，正因为此，周公被后世称为“元圣”，儒家学说也被后世称为“周孔之教”。而周公制订周礼时，也汲取了肇始于大禹的夏礼，孔子就说过：“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因此从继承和发展的意义上说，孔子、周公、大禹三者有着明显的渊源关系，而孔子的“礼”也更多也承袭了大禹“允厥执中”的思想。
而把嵩山“天地之中”地位推向巅峰当为女皇武则天。武则天自认为是周平王的后代，所以她革唐为周，建立了大周王朝。为了永保江山并彻底破除男尊女卑的观念，她一改封禅泰山的旧例，认为泰山居东为偏，嵩山居中为正，于696年封禅矗立中天的中岳嵩山。为纪念“登嵩山，封中岳，大功告成”，在嵩山极顶立升中述志碑，并且还下诏改嵩阳县为登封县，改阳城县为告成县。“天有心，地有胆，天心地胆在告县”，古阳城为天地之中，名正言顺，不难看出，众所周知的世界文化遗产——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也就因“师出有名”了。武则天自认为是周武王后代周平王的后裔，周武王认为周人是大禹的夏部族的后裔，这难道仅仅是历史的巧合吗？更为重要的是，武则天后期矫枉过正，剑走“中”锋，励精图治，上承贞观之治，下启开元盛世，这岂止一句巾帼不让须眉可以作结？
如果说“地平天成”是大禹之梦，是大禹所愿，那么“允执厥中”就是实现其梦想的不二法门。宋代的张载立志“为万世开太平”，而清代的郑观应则创作《盛世危言》，天下大同、太平盛世是四海人民之所梦想，但“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是实现这一梦想的最大绊脚石。因此，我们必须大禹为榜样，时刻谨记“允执厥中”，不然梦想的实现则遥遥无期。
无数次走进观星台，漫步王城岗，而这一次离开时，我脑海中灵光一现：大禹不就是那个贯通天地、胸怀博大的“中”字吗？如果能在“中国大禹文化之乡”登封为之树碑立传，能为之雕塑圣像，能为之建立中国大禹文化博物馆，大禹“允厥执中”的理念必将会进一步得到深化和弘扬，大禹“地平天成”的太平盛世理想也将会进一步得到彰显。
我真希望大家都齐声说“中”，并付诸行动。
唯愿梦想成真！